□文/肖北京
这是一张四人合影照，虽然年代久远了，照片已被岁月浸染，但四人的音容笑貌依然清晰可见。前排右一是我的父亲、右二是我大叔，后排右一是二叔、右二小叔。这是父辈四人的唯一合照。照片是上世纪90年代初某年春节期间，用我的佳能傻瓜相机拍的。
当时的我也不具备什么拍摄知识，也没有考虑背景什么的，更别谈构图艺术了，只是临时搬来一长凳，按兄弟长次或坐或站，镜头对准按下快门，简单成就了这张照片。好巧的是兄弟四人不约而同都穿了中山装，干净利落，也有整齐划一的美感。特别是他们的表情或露齿微笑，或抿嘴严肃，真实地体现了兄弟不同的性格。
几十年过去了，父辈兄弟四人，有三兄弟早已作古。再次凝视这张照片，关于兄弟四人的往事，一一映于眼前
长兄如磐
照片前排右一坐着的我的父亲，四兄弟中的老大。爷爷奶奶先后生育了十胎，前三胎都夭折了，曾一度悲观叹气，认为没有子女命。直到三十岁后才有了大姑，接着是二姑。爷爷给二姑取名招娣，希望能有子嗣。二姑的名字取得好，才有了我父亲。爷爷自然视如珍宝，呵护备至。
我的父亲健康成长着，小学、初中顺利毕业，没去读高中，考入了当时的南昌铁道学院。十几岁的他，就这样远离父母兄弟，来到几百公里远的省府所在地就读。不曾想，读了一年多，学校就不知何由给解散了，父亲就这样又回到农村。直到上世纪80年代后期，在讲究文凭的时代，他们这批学生才给补发了一个中专文凭。
父亲回到农村，当时叔叔们最大的也才十几岁，还算不上劳动力。为了补充劳动力，爷爷张罗着替父亲寻一媳妇，但是又没有钱，只能想到换亲，就这样，我的母亲来到了我们家里，大姑嫁给了母亲的哥哥。
父亲成家了，就要像爷爷一样担起家庭的责任，田间所有劳作诸如犁田、耙地、插秧、施肥，样样拿得起。不久被推为生产队长，由于工作出色，后又被抽调去参加四清运动和社教运动，从此投身于社会工作，吃上了公家饭。
自此我就很少见到父亲了，他常常是隔个半月或一个整月回趟家，这是我最欢喜的时候，尽管在我记忆中父亲并没有给我买过什么玩具或糖果。父亲工资并不高，作为长子，他尽可能地节约，挤出钱贴补家用，把钱用在刀刃上，协助爷爷维持一家人的生计。而作为他的妻子——我的母亲，却常常抱怨并没有得到父亲特殊的关照，平常的吃穿用都纳入在爷爷的统一安排下。
我的父亲就是这样，处事公正无私，不管是公家的工作，还是在小家生活上，都是如此。记得在我六七岁时，上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，家里还没有完全从三年困难时期缓过来，仍是缺衣少食。爷爷就叫父亲想方设法买来番薯渣供全家充饥，父亲微薄的工资化作一袋袋番薯渣，靠着这一袋袋番薯渣，我们全家度过了饥荒。
上世纪七十年代初，父亲调任梓山公社担任公安特派员，负责整个公社的治安保卫工作，同时兼任驻村工作，可想而知其工作量有多繁重。虽说那时的治安较好，民不闭户，但特殊的政治气氛也常常令人不敢有丝毫松懈，时不时哪里会冒出一个所谓反动分子出来，或者是投机倒把分子，偷盗现象也时有发生。
在处理偷盗刑事这类案子时，父亲也曾冒着生命危险，与负隅反抗的犯罪嫌疑人搏斗过。父亲亲口给我说过两件事。
有一年，公社粮管站连续失窃几次，县公安局把此案列为重点侦办案子。县局派侦查员协助办理此案，经过研判，认为是一盗窃惯犯所为，已临近春节，嫌犯一定会回家过年。于是在嫌犯所在村子布控，经过多日蹲守，终于擒获犯罪嫌疑人。
押解回公社途中，路经一变压器旁，几千伏的高压设备嗡嗡作响，被绑缚的嫌疑人突然发力，像一头困兽般用肩膀撞向父亲。父亲猝不及防，身子倒向变压器，他情急之下抓住了路旁一树桩，用力一扯，跃身抱住嫌犯，双双滚落下路基，这才幸免于难。
而最为惊心动魄的，是父亲说到的另一件事。有一回，父亲接到举报:在圩上发现公安局通缉的逃犯。公社大院所在地一般都在圩镇旁，我父亲住的房间就紧靠圩口。接到举报，父亲立马揣上手铐，拿上配枪——一把驳壳枪。
这把驳壳枪我见过，像一个猪肘子，用一块红布包裹着，枪柄上的耳眼还系着红绸穗子，枪套颜色是暗黄色，与枪柄颜色一致。平时都是锁在办公桌的抽屉里，有时晚上睡觉也见过他放在枕头底下，不知是否担心有什么紧急情况。
父亲来到圩上，恰逢圩日，熙熙攘攘，热闹喧嚣。父亲闪避着人群，右手按着衣服里斜挎着的驳壳枪，脑海中通缉犯的模样反复跳出:黑瘦，中等个子，刀疤脸。他仔细搜寻着，走过了一家又一家店铺，走到供销社门口时，见一堆人围着卖布柜台正在争抢着，原来供销社在削价处理一匹布。人堆里有个斜戴着斗笠的男子搂着几尺布，嚷嚷着叫售货员结账，他的斗笠遮住了右边半边脸，父亲见此人个子中等，皮肤黝黑，顿时警觉起来。
父亲挤到戴斗笠男子旁，也向售货员嚷嚷着，假意不经意间掀翻了男子头上的斗笠，“刀疤脸！”没错，就是他。男子慌忙抓起斗笠，也不顾那几尺布了，匆匆往外挤。父亲见店里人多，抓捕不便，也跟随着刀疤脸挤出。
刀疤脸径直往圩口走去，父亲一刻也不离地跟着。刀疤脸见父亲紧紧跟随，知道被盯上了，加快了脚步，父亲也急着往前。眼看要追上了，刀疤脸突然转身抱住了我父亲。刀疤脸的手触到我父亲腰上的驳壳枪，下意识地就要抢夺。父亲猛地挣脱刀疤脸的搂抱，借助转身的力量，迅速拔出枪，直指天空，“啪！”
一声震耳欲聋的枪响划过圩镇，刀疤脸被这枪声吓得浑身一颤，双腿不由自主地发软，赶圩的群众围拢上来，刀疤脸无处可逃，父亲掏出手铐铐住了刀疤脸，抓捕行动结束。
父亲讲起这些，语言平静，轻描淡写，似乎都是寻常事，我却听得出了冷汗。类似的故事应该有很多，只是在父亲眼中，这些都不过是他的本职工作。我多年跟随在父亲身边读书，也始终没有觉得我的父亲是个英雄，他干着公安特派员的工作，却没有那套令人羡慕的公安制服，我总是想象着，我高大的父亲如果穿起那套公安制服，一定是威武霸气的，一定能让人敬佩仰慕。
现在回想起这些看似平淡无奇的故事，才真正明白:普通的事也有英雄的元素，普通的人也蕴含英雄的气概。在普通的岗位上维护着社会的和谐与安宁，也不愧是英雄。他所获得的地县各级先进工作者荣誉就是最好的证明。
（本文为作者长篇纪实散文《我的父辈》连载内容。未完待续。）
供图 肖北京（路开文化）
这是一张四人合影照，虽然年代久远了，照片已被岁月浸染，但四人的音容笑貌依然清晰可见。前排右一是我的父亲、右二是我大叔，后排右一是二叔、右二小叔。这是父辈四人的唯一合照。照片是上世纪90年代初某年春节期间，用我的佳能傻瓜相机拍的。
当时的我也不具备什么拍摄知识，也没有考虑背景什么的，更别谈构图艺术了，只是临时搬来一长凳，按兄弟长次或坐或站，镜头对准按下快门，简单成就了这张照片。好巧的是兄弟四人不约而同都穿了中山装，干净利落，也有整齐划一的美感。特别是他们的表情或露齿微笑，或抿嘴严肃，真实地体现了兄弟不同的性格。
几十年过去了，父辈兄弟四人，有三兄弟早已作古。再次凝视这张照片，关于兄弟四人的往事，一一映于眼前
长兄如磐
照片前排右一坐着的我的父亲，四兄弟中的老大。爷爷奶奶先后生育了十胎，前三胎都夭折了，曾一度悲观叹气，认为没有子女命。直到三十岁后才有了大姑，接着是二姑。爷爷给二姑取名招娣，希望能有子嗣。二姑的名字取得好，才有了我父亲。爷爷自然视如珍宝，呵护备至。
我的父亲健康成长着，小学、初中顺利毕业，没去读高中，考入了当时的南昌铁道学院。十几岁的他，就这样远离父母兄弟，来到几百公里远的省府所在地就读。不曾想，读了一年多，学校就不知何由给解散了，父亲就这样又回到农村。直到上世纪80年代后期，在讲究文凭的时代，他们这批学生才给补发了一个中专文凭。
父亲回到农村，当时叔叔们最大的也才十几岁，还算不上劳动力。为了补充劳动力，爷爷张罗着替父亲寻一媳妇，但是又没有钱，只能想到换亲，就这样，我的母亲来到了我们家里，大姑嫁给了母亲的哥哥。
父亲成家了，就要像爷爷一样担起家庭的责任，田间所有劳作诸如犁田、耙地、插秧、施肥，样样拿得起。不久被推为生产队长，由于工作出色，后又被抽调去参加四清运动和社教运动，从此投身于社会工作，吃上了公家饭。
自此我就很少见到父亲了，他常常是隔个半月或一个整月回趟家，这是我最欢喜的时候，尽管在我记忆中父亲并没有给我买过什么玩具或糖果。父亲工资并不高，作为长子，他尽可能地节约，挤出钱贴补家用，把钱用在刀刃上，协助爷爷维持一家人的生计。而作为他的妻子——我的母亲，却常常抱怨并没有得到父亲特殊的关照，平常的吃穿用都纳入在爷爷的统一安排下。
我的父亲就是这样，处事公正无私，不管是公家的工作，还是在小家生活上，都是如此。记得在我六七岁时，上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，家里还没有完全从三年困难时期缓过来，仍是缺衣少食。爷爷就叫父亲想方设法买来番薯渣供全家充饥，父亲微薄的工资化作一袋袋番薯渣，靠着这一袋袋番薯渣，我们全家度过了饥荒。
上世纪七十年代初，父亲调任梓山公社担任公安特派员，负责整个公社的治安保卫工作，同时兼任驻村工作，可想而知其工作量有多繁重。虽说那时的治安较好，民不闭户，但特殊的政治气氛也常常令人不敢有丝毫松懈，时不时哪里会冒出一个所谓反动分子出来，或者是投机倒把分子，偷盗现象也时有发生。
在处理偷盗刑事这类案子时，父亲也曾冒着生命危险，与负隅反抗的犯罪嫌疑人搏斗过。父亲亲口给我说过两件事。
有一年，公社粮管站连续失窃几次，县公安局把此案列为重点侦办案子。县局派侦查员协助办理此案，经过研判，认为是一盗窃惯犯所为，已临近春节，嫌犯一定会回家过年。于是在嫌犯所在村子布控，经过多日蹲守，终于擒获犯罪嫌疑人。
押解回公社途中，路经一变压器旁，几千伏的高压设备嗡嗡作响，被绑缚的嫌疑人突然发力，像一头困兽般用肩膀撞向父亲。父亲猝不及防，身子倒向变压器，他情急之下抓住了路旁一树桩，用力一扯，跃身抱住嫌犯，双双滚落下路基，这才幸免于难。
而最为惊心动魄的，是父亲说到的另一件事。有一回，父亲接到举报:在圩上发现公安局通缉的逃犯。公社大院所在地一般都在圩镇旁，我父亲住的房间就紧靠圩口。接到举报，父亲立马揣上手铐，拿上配枪——一把驳壳枪。
这把驳壳枪我见过，像一个猪肘子，用一块红布包裹着，枪柄上的耳眼还系着红绸穗子，枪套颜色是暗黄色，与枪柄颜色一致。平时都是锁在办公桌的抽屉里，有时晚上睡觉也见过他放在枕头底下，不知是否担心有什么紧急情况。
父亲来到圩上，恰逢圩日，熙熙攘攘，热闹喧嚣。父亲闪避着人群，右手按着衣服里斜挎着的驳壳枪，脑海中通缉犯的模样反复跳出:黑瘦，中等个子，刀疤脸。他仔细搜寻着，走过了一家又一家店铺，走到供销社门口时，见一堆人围着卖布柜台正在争抢着，原来供销社在削价处理一匹布。人堆里有个斜戴着斗笠的男子搂着几尺布，嚷嚷着叫售货员结账，他的斗笠遮住了右边半边脸，父亲见此人个子中等，皮肤黝黑，顿时警觉起来。
父亲挤到戴斗笠男子旁，也向售货员嚷嚷着，假意不经意间掀翻了男子头上的斗笠，“刀疤脸！”没错，就是他。男子慌忙抓起斗笠，也不顾那几尺布了，匆匆往外挤。父亲见店里人多，抓捕不便，也跟随着刀疤脸挤出。
刀疤脸径直往圩口走去，父亲一刻也不离地跟着。刀疤脸见父亲紧紧跟随，知道被盯上了，加快了脚步，父亲也急着往前。眼看要追上了，刀疤脸突然转身抱住了我父亲。刀疤脸的手触到我父亲腰上的驳壳枪，下意识地就要抢夺。父亲猛地挣脱刀疤脸的搂抱，借助转身的力量，迅速拔出枪，直指天空，“啪！”
一声震耳欲聋的枪响划过圩镇，刀疤脸被这枪声吓得浑身一颤，双腿不由自主地发软，赶圩的群众围拢上来，刀疤脸无处可逃，父亲掏出手铐铐住了刀疤脸，抓捕行动结束。
父亲讲起这些，语言平静，轻描淡写，似乎都是寻常事，我却听得出了冷汗。类似的故事应该有很多，只是在父亲眼中，这些都不过是他的本职工作。我多年跟随在父亲身边读书，也始终没有觉得我的父亲是个英雄，他干着公安特派员的工作，却没有那套令人羡慕的公安制服，我总是想象着，我高大的父亲如果穿起那套公安制服，一定是威武霸气的，一定能让人敬佩仰慕。
现在回想起这些看似平淡无奇的故事，才真正明白:普通的事也有英雄的元素，普通的人也蕴含英雄的气概。在普通的岗位上维护着社会的和谐与安宁，也不愧是英雄。他所获得的地县各级先进工作者荣誉就是最好的证明。
（本文为作者长篇纪实散文《我的父辈》连载内容。未完待续。）
供图 肖北京（路开文化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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肖北京，1983年毕业于原江西赣南师范专科学校（现江西赣南师范大学）中文专业，中学高级教师。现居江西于都。